网络谣言如何催化热点舆情事件发酵

近期，江西铅山县中学生胡某宇失联事件持续引起网络热议。随着舆论关注度上升，网络谣言不断出现，误导网民判断，干扰警方办案，不仅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深度影响该事件的舆情发酵和发展趋势。事件调查结果发布后，官方回应处置以及主流媒体的复盘评论，令舆论充分看到网络谣言在这起热点事件中的消极影响，也对网络谣言治理产生更高期待和更严要求。

观察近年来的热点事件发现，在网络舆情发酵和升级过程中，网络谣言总是成为关键角色，起到“加速器”“放大器”等作用，严重干扰实体处置工作和舆论引导效果。本文以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和胡某宇事件等重大热点舆情为研究对象，剖析和总结网络谣言对热点舆情的作用机制及其表现形式，为各地政法机关高效开展舆情应对、提升舆论引导水平提供工作参考。

1. 在舆情酝酿阶段，引爆网络舆情

一般来说，引发关注的网络舆情在爆发前会有一定的酝酿阶段，在此期间一些与事件真相有关的谣言就能够迅速抓住舆论眼球，形成传播爆点，缩短舆情从酝酿到爆发的时间。例如在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事发第二日，坠亡学生林某某的家属在微博上连续发文披露事件细节，引发网民关注，尤其是其在当日第三条微博博文中称“媒体表示背后的水太深”“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将其儿子坠亡事件描述为“校园冤案”，彻底引爆舆论场。特别是“监控缺失”这一细节，虽然与警方调查事实完全不符合，但在舆情发酵当时却给舆论留下极其丰富的想象空间，引发权威媒体和大量网民质疑“关键性的视频监控为何缺失”。

同样，在哈尔滨男子烧伤死亡事件中，关于“洗车摊老板被烧死”的爆料信息起初舆论关注并不高，微博用户“@林哥观察”持续发布信息，称被烧男子“不是什么老板，是疫情后为了找点收入，才想到给别人洗车”，死者家属称泼汽油的曾扬言“执法局的人是他常年花钱养着的”，打造出“黑恶势力勾结执法人员欺压弱小”的故事版本，令网民激愤不已，网络舆情由此引爆。

2. 在舆情发展阶段，刺激舆情热度维持或次生舆情

如果舆情发酵过程中出现的网络谣言没有及时得到应对处置，很容易随着事件进展而发酵成次生舆情，有的谣言还在官方信息的基础上变形演化，甚至会改变舆情发酵的走势以及网民关注方向。例如，在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中，当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发布调查通报，确认杨某侠即云南被拐女子“小花梅”后，部分网民根据四川失联女子李莹家属发布的网络寻亲信息，认定“八孩母亲”就是李莹。还有人将“八孩母亲”的照片与李莹照片比对，甚至有人运用了图片比对的技术手段，认为李莹是目前已知的失联人员中最像“八孩母亲”的人。这类说法在短视频平台上广泛流传，吸引大量网民注意，部分网民以此为基础，认为徐州市的调查通报“漏洞百出”，进而质疑当地政府的公信力。

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校方回应官方初步调查结果后，多数网民并不认可，随后微博、知乎等平台上爆出所谓“知情人”的“内幕信息”，如知乎网民“缢首尸”自称“死者同学父亲”，称林某某死亡系因“占用该校化学老师孩子留学名额而遭到报复”“学校对全体学生下达封口令”等，还有传言称“家长在49中校外集合要真相被警察殴打”等。大量虚假信息与死者母亲的微博中“水太深”的说法相符，刺激部分怀有疑虑的网民观点逐渐走向极端。

总而言之，当热点事件的“素材”即将用完之时，网络中就会出现新的谣言“猛料”，进行所谓的“真相披露”，以便趁机收割关注，扰乱公众视线，刺激舆情热度维持在高位，倒逼更高层级的调查处置部门介入。

3. 在舆情回落阶段，冲淡舆论引导效果

随着官方处置和引导工作的开展，舆情整体会转入降温平息阶段，权威信息发布处于“空窗”状态，此阶段谣言很容易滋生，进而影响官方结论的引导效果。在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官方调查期间网络谣言四起，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医院回应两名被打女子已经转入普通病房、妇联也表示“去世是根本没有的事”，但“涉事女子已经在医院去世”“当事人已经100万元和解”等不实信息仍引起广泛传播，导致网民不信任警方处置结果，还有部分网民呼吁警方让被打女子露面澄清传言。案发后唐山市启动为期半个月的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其间还有谣言称“唐山又出恶性大事件：女研究生被强奸、打断腿爬两公里求助”，误导舆论对当地治安环境产生怀疑。

在胡某宇事件中，警方已与失联学生家属联系，给出了“胡某宇或因有厌学情绪，自行出走，经鉴定与核查学校监控视频未被删减，学校相关人员的犯罪嫌疑均被排除”等结论，仍有账号发布所谓“胡某宇找到了，器官不全，哪里去了”等视频，“胡某宇被光头老师杀害”“胡某宇的器官被移植”“该学校已有多名学生失踪”这类细节满满的传言依然盛行。胡某宇遗体被发现后，网络中盛传“华人神探李昌钰对案件推断的信息”的多个版本，其中关注最高的谣言称，李昌钰推断胡某宇“人已经被害了，就藏在学校”，并表示可能是“集体作案，统一口径”。短视频平台上信谣传谣者大量传播这些信息，令本应走向缓和的舆情再度升温，导致舆论场更加混乱，给办案机关造成严重的干扰并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全面调查和处理情况，仍有较多声音宣称“一个字也不信”，并从小花梅的头发、外貌到外形气质各个方面列举种种疑点，坚信“小花梅就是李莹”。

网络谣言作为舆情发酵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是如何作用于网络舆情的？分析发现，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增加传播系数，加速舆情变异，即围绕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具体的事件细节改编或捏造事件信息。

1. 改编事实，刺激群体情绪

热点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网上引起大范围的关注，多数在于该事件最初传播时的核心要素击中了某些社会心理，比如恐惧、关心、焦虑等情绪，能迅速调动网民的关注热情和评论热情。比如唐山“烧烤店打人案”、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切中了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安全意识；成都49中学生坠亡和江西胡某宇失踪死亡事件均与校园安全相关，深受家长群体的关注。网络谣言要想形成传播动力，就需要从社会心理入手，在事件整体情况属实的基础上，通过添油加醋、移花接木等手法，只要改造了事件细枝末节，就能激起网民强烈的怀疑、不安心理。

这种造谣方式成本最小、最隐秘也最值得警惕，在上述几起热点事件均有典型表现，并对整体舆情态势造成严重影响。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传播初期，所谓“知情人士”称该女子“会说英语”“不听话被用钳子扒光牙齿”，引发网民怀疑该女子因遭遇拐卖、囚禁、强奸等伤害折磨而疯癫。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微博等平台不断有人发布“唐山被打女生后续”“监控外的被打女孩”话题，用其他事件的视频“移花接木”，造谣称“几名女生被拖入烧烤店后巷遭遇侵害”“被打女生被从小巷的二楼扔下”“女孩脏器破裂、脸上缝七八针”，部分网民对此深信不疑。在这些案例中，网络讨论角度迅速转移到质疑当地处置的公正性，并对当地整体的治安环境和法治生态产生偏见及不满情绪。

2. 捏造事实，引发联想猜测

在事件传播过程中，官方基于工作节奏或者工作进展的限制，可能会进入较长的调查期，有的网络谣言借此捏造与事实有关或者是与调查有关的信息，误导舆论浮想联翩。网民会根据这些细节，自己补全所谓的“缺失信息”，由此产生的先入为主观念或固化印象，必然会影响他们对后续处置引导工作的认可度。这一做法很容易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是网民自己推理判断而得出结论，所以他们也更加愿意相信自己的推论，质疑官方说法。

如在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有网民假冒该校学生留言“我看见了，我想高考”，令网民联想到网传“林某某被害说”，并且质疑涉事学校“包庇老师”。江西胡某宇事件中，网络大V“@宋祖德”连发十余条微博，抛出事件背后有“器官摘除”“校长教师作案”等阴谋论调，虽荒谬离奇，却激起部分网民的“推理破案”热情，还有不少自媒体集纳当地学生走失事件信息，怀疑存在贩卖人体器官的黑色产业链。一段“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被套铁链的视频，加上几句碎片化的谣言，便有人编造出“董家三人轮奸”“村干部参与作恶”等耸人听闻的伦理故事，影响网民的是非判断。相比于官方的文字通报，这类带有视频、图片的信息，更容易引人联想，获得大量转发。

这类造谣手法中，危害最大的是网络谣言的智能化手段和针对执法司法机关的抹黑造谣，将事实真相和官方调查打上“内幕说”“阴谋论”等标签，通过编造一个虚假细节，引发网民揣测和联想，将舆论风向从案事件本身引向“特权”“包庇”等异常情节，人为压低官方的公信力水平。智能化谣言主要体现在P图、剪辑视频造谣，如那张火遍全网、被称为“与小花梅最相像”的李莹照片，被李莹家属否认，该图片为PS伪造。抹黑执法司法机关是网络造谣的“经典套路”之一。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有网民捏造主犯陈某志的母亲是河北省公安厅副厅级二级巡视员、政治部副主任贾永华，后者自己通过个人微博予以辟谣。更有甚者，有网民利用河北廊坊民警举报廊坊爱德堡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伤情鉴定不公一事，故意把“烧烤店打人案”受害人司法鉴定机构说成是该鉴定中心，迎合了部分舆论对伤情鉴定的不满情绪。

在当前的舆论生态中，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主渠道和主场域。如果说谣言以其荒谬、离奇吸引网民眼球的话，热点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却不限于此，甚至已经发展到具备组织性、预谋性和获利性等。热点事件的网络谣言生成机制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流量利益和背后推手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1. 热点事件自带高流量，吸引自媒体无底线追逐

自媒体成为造谣传谣的“集散地”，背后核心逻辑就是追逐流量利益。近年来，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平台，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在这类热点舆情事件中做到了“异军突出”。首先，热点事件自带的高关注度能够迅速转变为网络流量，吸引以网络主播、网络大V为主的自媒体，他们将重大热点事件当作“流量密码”，频频在网上发声炒作或者在线下挖掘信息。根据媒体调查，胡某宇事件引发热议后，事发地铅山县聚集了大量网络主播，只要发布的视频中带有“胡某宇”“致远高中”“铅山县”等字眼，都能获得海量关注，这些都是能够直接变现的利益。如有博主直言几个月来其“快手账号粉丝从几百涨到了三十多万”、近百条关于胡某宇视频中最多获得数百万点赞、在过去三四个月时间所获得的打赏收入达到“六位数”之多。一些主播获得显而易见的利益更是刺激其他人仿效，因此大量主播前仆后继赶赴现场，并且不惜造谣传谣夺人眼球，甚至有主播伪造证据发现的现场，误导警方调查。

除了短视频平台，微博等社交媒体也是这类热点事件舆论集中之处，衍生出大量热搜话题，带动起热烈且丰富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共形成高关注热搜话题180余条，话题阅读量累计超过900亿次；胡某宇事件微博热搜话题也多达130余条，成为“百亿舆情”。微博平台的热搜机制在舆情传播以及谣言传播过程中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无论是权威央媒、网络媒体还是自媒体、大V，纷纷设置热搜话题对热点事件进行报道、评论，表明热搜话题是汇聚网络流量的主要手段，而一旦热点事件引发关注，这些微博话题会吸引其他自媒体和微博大V以及网民的评论，平台的推送机制也会源源不断地推送相关信息。此外，从热搜话题内容来看，越是富有争议性和离奇色彩，越能激发网民的转发评论欲望，这就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流量，因此也就出现了小道消息满天飞、传言未经查证就发布、各方声音轮番登场的传播乱象。

2. 多方网络力量作为谣言源头和传播推手，负面作用亟须引起重视

唐山、丰县等事件之所发酵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热点舆情，显然不仅仅是舆论场自身驱动力所致，而种种线索和信息显示，除了自媒体之外，仍有多方网络力量作为谣言源头和推手，在热点舆情发酵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谣言生成机制和舆情发酵规律需要引起政法机关的重视。其中最需要关注的有以下两方面力量：

一是事件当事人或其家属为吸引舆论关注，编造虚假或不实信息，成为谣言源头。如成都49中坠亡同学的母亲在微博发文称“监控缺失”“有媒体透露‘水太深’”，诱导网民相信事件背后有猫腻；胡某宇的母亲持续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动态，坚称“孩子系在学校被害”。二是别有用心者和境外敌对势力炮制谣言，意图挑起群体对立，瓦解政府公信力，一些谣言带有“颜色革命”色彩，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和危害性，是政法机关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例如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有外地人士前往事发学校门口聚集，并造谣“家长在49中校外要真相被警察殴打”。“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中，境外反华组织“骄傲女孩”动作频频，编造“八孩母亲疑被长期灌药”“官方或派民兵把守徐州8孩案董集村”“李莹在医院命悬一线”等不实信息，并倒灌进境内舆论场传播。对此，“@钧正平”曾发文总结提醒，在社会热点事件中，一些别有用心者和境外敌对势力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炮制谣言，煽动情绪，扰乱民心，从而引发一次次舆情灾难，造成恶劣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热点舆情中网络谣言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真空，如果官方回应力度不足，在调查未出、真相未明之时，网民会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看待谣言。因此，治理重点还需放在完善重大突发舆情应对机制之上，建立健全网络谣言“发现—回应—处置—引导”的机制。对于作为处置引导主体的政法机关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组建网络谣言专门应对力量

相较于普通网络热点事件而言，重大突发案事件本身关注度就高，必然会拉高舆论对真相的期待，给谣言传播留下空间。而地方政法机关通常在应对舆情时，主要将精力放在案事件调查和侦办工作中，容易忽视或者难以分心应对网络谣言的影响，除非谣言已经发展到严重干扰舆论、影响办案方向的程度。政法机关在处理这类重大舆情事件时，通常会成立多层级、多部门的工作专班，对于上述情况，可以考虑在专班中设立专门针对网络谣言的力量，负责监测、发现网络谣言线索，研判谣言风险等级，对重点危害性谣言做出针对性调查，并且及时发布事实真相进行回击。

2. 抓牢抓细主体舆情回应工作

网络谣言作为主体舆情的伴生现象而引发次生或衍生舆情，因此，一旦主体舆情回应处置妥当，谣言就失去了传播基础和动力。这就需要处置部门在发布通报时，要提高舆情敏感意识，加快权威信息释放节奏，加强证据和细节佐证，压缩谣言滋生的空间。首先，在回应节奏方面，一种网络谣言从出现到引起广泛传播，其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处置部门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一传播特性，通过高频率的权威通报，抢占舆论空间。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关于被打女子死亡的谣言一直存在，但当地官方并未重视这一风险隐患，也未能及时回应舆论对伤情和治疗情况的关切，导致网络谣言和阴谋论“霸占”舆论场。其次，在回应细节方面，有些谣言是基于官方通报的模糊之处“添油加醋”而来的，对此官方在通报时可以提前预判风险，增加具有说服力的细节佐证，切忌语焉不详，简单下结论。例如在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警方初步调查过程中已经通过现场勘验、走访调查、调阅监控等工作，收集到相关证据，因此当地在初始通报中不宜仅简单给出“林某某系高坠死亡”的结论，而是通过展示相关调查过程和证据，以保证官方结论的真实性。

3. 辟谣内容注意阶段性重点

针对谣言在舆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处置部门对谣言的回应处置也需要做到有重点、有区分。例如，在舆情发酵阶段，需要侧重关注与事实真相有关的谣言，在官方回应前梳理出相应要点，以便在通报中做出具体的回应说明。在舆情持续阶段，需要重点关注与调查处置进展有关谣言，以免虚假信息混入舆论场干扰网民视线，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衍生猜想空间。尤其是官方调查空窗期，特别需要关注网络舆论动态，排查谣言扩散的隐患。而在舆情回落阶段，则需要重点监测关于执法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的网络谣言，避免出现次生舆情拉长舆情周期，冲淡官方引导效果。

4. 依法打击和善后安抚双管齐下

对于不同力量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处置部门需要分而治之，有些要予以坚决依法打击，有些则需做好安抚引导工作。具体而言，对故意编造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造谣者，政法机关第一时间做出依法处理通报，形成社会震慑效果。比如江西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假冒‘光头’老师拍摄威胁家属私了视频”的网民，并拘留了“杜撰因其为胡某宇事件发声遭威胁”的网民。中央网信办官网重点通报典型谣言案例，包括编造离奇失踪原因、杜撰事件调查进展情况、假冒事件相关人员身份、无底线蹭炒事件热点等。针对境外势力的炒作和抹黑造谣，相关部门也需加大处置和揭批力度，引导网民正确认识敌对势力策划的虚假信息。但对于当事人或家属，他们作为受害者一方，多数情况因为诉求未被满足或对官方结论无法接受而选择在网上发声，个别情况下还存在被不明势力蛊惑煽动的情况，处置部门需进一步做好相关善后安抚工作，引导他们在法律框架内合理发声表态。

5. 进一步规范平台责任和媒体责任

热点舆情的谣言治理还离不开平台作用和媒体协作。对于自媒体追逐流量的不当行为，各大平台还需发挥主体责任，加强算法规制效果和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处理各类借助谣言煽动情绪、制造混乱的行为。主流媒体也需发挥“把关人”角色，对于网络中热传的说法，要加强求证核实，而不是一哄而上的报道。同时主流媒体需加大与政府部门的协同性，提高谣言治理的效率，一方面，通过深入还原报道，来树立媒介公信力，引导公众用理性和全面的视角看待问题；另一方面，也需充分报道官方权威声音，主动揭露造谣抹黑现象，维护官方公信力。

文章来源: 法治网